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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堂网易博客

学习、交流、切磋、共勉。

 
 
 

日志

 
 

孟进鸿回忆毛主席  

2017-05-02 21:30: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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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进鸿回忆毛主席

    孟进鸿从1952年至1976年在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局工作,曾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秘书、科长、副主任,1982年5月之后到国防大学工作,曾任原国防大学基本二系主任,少将军衔。孟进鸿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往事。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是老解放区,是“刘邓”大军的根据地。上小学时,学唱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地区上中学,看到教师里的毛主席像,心里曾萌发一个奇想,有一天能见到毛主席那该多好啊!

    从此,这成为我那时的一个梦想。不料,初中毕业参军后,幸运地被分到了中央警卫部队工作,进了中南海,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警卫工作,梦想成了现实,每当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就情不自禁地心生一种自豪感。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写此回忆文章,缅怀毛主席。

    我写的虽然是些具体的平凡的小事,但它却让人们看到了毛主席的伟人风范,看到了他老人家“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1年7月初中毕业,响应党中央、国务院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抗美援朝的号召,我进了罗瑞卿任校长兼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半年多以后,校里传达毛主席要部队开展文化大练兵。因此,1952年3月从军校提前毕业分配到了首都中央公安警卫师。5月,师里分配我到该师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当文化教员,幸运地走进了中南海。

    第五连住在中南海中海东岸万善殿东侧,距北海桥百米左右。在对干部战士进行文化摸底、编制教学计划的活动中,有几个班长曾问我见过毛主席没有,我说没有。我问他们见过没有,多数都说见过。机枪班长王振玉问我想不想见,我说想见,做梦都想见。他告诉我:毛主席有时会坐船到万善殿这边来散步,你晚饭后可到那里转转,如果运气好,兴许就能见到。不过,有个规定,见到毛主席只能站到那里目接目送,不能往主席身边靠,更不能主动开口和主席说话。

    我说,就是真的见到毛主席,怕吓的也不敢动一步了。

    听了王班长的话,我到一墙之隔的万善殿看了多次。这是一处比较大的古建筑群,红墙碧瓦,主建筑是万善殿、千圣殿,雄伟壮观。据了解,建于明朝,万善殿原名崇智殿,清世祖(顺治)改名万善殿,供有佛像。它总是“铁将军”把门,不知供得何佛。它的右后侧是千圣殿。二营营部就驻在这里。我到那里开过会。院内古柏参天,还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战士们秋后有时去打白果。院门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西至海边,有个小码头,垂柳依依,景致秀丽。海中有一亭子曰“水云榭”,亭内石碣刻有乾隆手书的“太液秋风”四个大字,此乃“燕京八景”之一。

    6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气闷热。不上岗哨的扫盲班战士三三两两地在连部周围寻找僻静的地方学习识字。我转到万善殿门外的通道上,见有几个战士或坐在石阶上,或依在大树下学习。当走到战士李久正身边进行辅导时,忽然一个战士悄悄走过来,轻声对我说:“教员,你往西看,毛主席来了。”

    我猛然抬头,惊喜地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着一件白衬衣,一条灰布裤子,脚穿黑色布鞋,笑容满面地由西往东走过来。

    身后跟着几个人,后来,知道他们是卫士李银桥、摄影师侯波等。

    主席在李久正战士面前停下,问他在看什么。李久正把识字本给主席看,回答说:“我在学识字。”

    主席接过识字课本,翻开一页,指着一个“马”字问他:“这个字念什么?”

    李久正用注音字母拼着念:“mǎ(摸啊)马。”

    主席风趣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也“mǎ(摸啊)马”的读了一遍,然后问:“有老师教吗?”

    李久正指了指我:“他就是我们的教员。”

    于是,主席微笑着朝我问道:“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啊?”

    我胆怯地说:“十七岁,叫孟进鸿。”

    主席“哦”了一声,说:“那你是孟老夫子的老乡啊,上过什么学?”

    我知道孔子、孟子的家乡是山东,于是回答:“我不是孟子的老乡,我的家乡在山西。上过中学。”

    主席说:“那么你是阎老西的部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阎老西就是大军阀,大坏旦,山西的土皇帝,反革命阎锡山。主席也可能觉得我小小年纪不配作阎锡山的部下,就又问:“在哪里上的学?”

    我说:“长治。”

    主席说:“长治古称上党,有鱼有肉,是个好地方。”

    主席又说:“你的学生年纪比你这先生大,教得了他们吗?”

    我比较自信地说:“行,战士们学文化都很努力。”

    主席微笑地点了点头,随手把识字课本还给李久正,缓步向东走去了。

    我和几个战士目送主席走出通道东口,向南拐了以后,围拢在一起高兴地说:“见到毛主席太幸福了。”

    有个战士还对我说:“孟教员,你真幸运,才来个把月就见到了主席,我都来一年多这次才见到。”

    大家走开后,我快步走到通道西门外码头上,看了看主席坐的小船,那是个极普通的小船。

    见到毛主席,心里非常高兴。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到我上学读书,想到我参军参干到军校学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孩子居然能留在北京警卫部队工作,而且进了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感到很幸运,也很自豪,真想写信告诉父母和我的老师,也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纪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梦想,要是能经常见到毛主席该多好啊!

身边工作人员要守规矩

    1961年6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志要我作为他的助手跟他到中央警卫局工作。他当时担任常务副局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服务工作。我在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做些秘书性的工作。同年10月初,我刚忙完国庆节天安门大型庆典活动的工作总结,张耀祠副局长就把我叫去,告诉我说:“毛主席最近准备到外地视察工作,你随我一起去。这是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情况不了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然后,你起草一个临时支部计划。”

    听到跟随毛主席外出工作,我顿时热血沸腾。这是组织的最大信任,也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心愿,甭提多高兴了。

    于是,他说情况,我拼命记录,以便整理成文字。

    张耀祠说,随主席外出的工作人员,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生活管理员和大师傅(厨师)等。根据工作需要,还会增加一些人员,如机要译电、照相、拍电视新闻的同志,以及主席指定的其他人员。为统一领导,保证主席视察工作的顺利,拟成立一个临时支部。至于随行的警卫一中队,按他们的组织编制,由他们自己安排。

    张耀祠介绍了毛主席以往外出视察工作的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后,强调说:年前,汪部长(汪东兴,时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照主席指示,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作风整顿(俗称小整风),对部分工作人员作了调整。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有许多具体指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绝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借他的名义搞不正之风。

    张耀祠说,订个支部计划,就是要把主席对身边人员的关心、要求、教导,以支部名义立上几条规矩,让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允许怎么做,对大家有个约束。

    几天后,我草拟了支部计划,经张耀祠定稿后确定下来,我记得有这样几条:

    一、要保密。毛主席外出的一言一行都要保密,不准向任何人讲。不准在外地打电话和投递信件。写信,统一交由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机要文件的信使带回北京寄出。不准和所到地方的亲朋好友联系,不经批准不能随便离开住所。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记的不要记,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

    二、要团结,讲友谊。随主席外出的人员要团结,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共同作好工作。对专列上的人员,对地方接待、警卫部门的人员,要尊重他们,谦虚谨慎,商量办事,说话和蔼,平等待人,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摆架子。

     三、不要搞特殊。不准伸手向地方要东西,不准接受地方部门和人员赠送的礼品。买东西一定要付钱,吃饭要按规定交钱、交粮票,不要沾便宜。

    四、生活用品自己带。生活用品,包括毛巾、香皂、肥皂、牙刷、剃须刀、擦脸油、茶叶、香烟、皮鞋油等等,都必须自己带,不许用招待所的。

    五、抓紧时间学习。学政治、学时事、学文化,以自学为主,适时组织讨论,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策观念,增强技术技能和办事能力。

    从1961年11月起至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曾几十次跟随老人家外出执行警卫任务。因为当时规定不准记录,所以跟随主席外出具体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每次外出的具体时间,除少数几次外,就更难记得起来。但支部订的这几条规矩或要求,却是牢记而且照办的。有人说,这是“毛氏家规”,虽然不尽妥帖,因为不是家,但这确实是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严格要求。大家都把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主席服务,当作至高无上的荣誉,当作神圣的责任,谁敢违犯这些规矩,又谁愿自毁前程呢!因此,都把这几条视为铁的纪律,自觉遵守。

    1961年11月,毛主席到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汪庄招待所。我刚进房间,放下随身物品,一位年岁较大的服务员就端上了一杯热茶。我一下为难了,问张局长怎么办?他说:“你初次出来,人家把茶泡上了,你就喝了吧,下不为例。”

    然后,他又嘱咐:“你把茶叶盒、卫生间摆的洗漱用具,统统送回服务间,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了,不用公家的。”

    服务员老金很为难,说这些都是所里定的。但他也不好坚持,满口答应说:“好,好。”同时,我告诉了其他同行的人员,都照此办理了。

    1962年秋天,毛主席到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李强在和我闲聊中,问我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山西,他说那我们是老乡了。还问:“你来没来过湖南,想不想出去转转?”我虽然想出去看看,但纪律不允许。我告诉他:“我们有规定,不能外出。”

    他说:“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我顺便问,你们这里有小卖部吗?我想买把吃饭用的竹筷子,因为北京的木筷子都上了漆,时间长了掉漆不卫生。第二天,李强带了一把筷子给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把筷子要什么钱!我给他钱,他硬是不要,还他筷子,他又不拿走。我犯难了,怪自己多嘴,不能违规啊!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毛主席离开长沙那天,他到车站送行,我借和他握手告别的机会,把五角钱塞到了他的手里(问过服务员,当时一把筷子三角钱),转身上了火车。他只好把钱收下。我吸取这次教训,以后随主席外出所到地方,除工作外,再也不提任何要求了。

    1964年的一天,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上午,大概是个星期日,我和主席的摄影师钱嗣杰同志了解到主席还在休息,便向张耀祠局长请假,想到灵隐寺去看看。他问我们怎么去,我俩说,从招待所借两辆自行车骑着去。他说要注意安全,防止泄密。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遇到熟人要躲开。

    领导同意了,我俩到招待所借自行车,省委接待处乔宜亭副处长坚持要给我们派车,说你们路不熟,汽车也不安全。我俩坚决不同意,申明这是出去玩,不是公事,主席讲过,不能特殊。

    我们骑着自行车,沿西湖路西路。顺着路标,找到了灵隐寺。

    说来也巧,我们正在游玩,忽然看见周恩来总理正陪着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大雄宝殿走来。寺内并未清场、戒严。我俩买上门票进寺时,也无人查问。因为总理身边的人员我们熟悉,浙江省警卫处的人我们也见过。见此情况,我俩迅速转到寺内的其他地方,看了看。返回招待所后,向领导销假,并报告了见到周总理的情况。

毛主席外巡时的衣食住行

    毛主席生前,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他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时有不适,但仍坚持沿着京广、京沪、浙赣铁路线,到一些省市巡视和召开会议,进行调查研究。这十几年,我有幸随毛主席外出做些警卫工作和服务方面的事情,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出门用的东西自己带,不给地方增加负担。

    毛主席要求身边人员随他外出时带的日常生活用品,他都带,还特别交待给他带上铺盖。所谓铺盖,就是他在北京家里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毛巾被),睡衣,枕头、枕巾、枕席,甚至拖鞋也必须带上,不用招待所的。

    为拖鞋的事,身边人员不止一次地向主席提出,拖鞋太破,换双新的吧,但主席就是不肯,总是说,补补还能穿嘛!

    毛主席一生生活简朴,不讲穿戴,许多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部分地方开放,我在开放办工作,亲眼看到毛主席的两件睡衣补满了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一件有61个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我奉命到上海出差,张耀祠局长交给我一套棉毛衫裤,说是主席穿的,时间长了缩水厉害,现在是只有宽度,长度不足,让我顺便给主席修一修。以后,又给毛主席在上海定制过睡衣、毛巾被,还订制过铅笔、捲笔刀等。

     记忆特别深的是1970年秋天,我又到上海出差,张耀祠交给我一包主席穿过的旧袜子,说都是脚后跟破了,设法找原厂子给补一补。

     我打开包袱数了数,竟有36双之多。不禁“啊”了一声,惊奇地说了一句:“怎么攒了这么多呀!”

    后来我分析,主席的睡衣破了,面积比较大,又是平面,补一块,穿起来对舒适度影响不大,所以身边人员动手补补就行。这袜子后跟破了,就不大好补,即使补上一块,穿起来也会不舒服。我自己补过袜子,就有此感受。

    到达上海,通过上海市委接待处,找到了生产该袜子的上海织袜厂,他们很快就帮助给织补了。当然了,熨棉毛衫裤、织补袜子都是付了钱的。

    对于毛主席这些生活上的小事,人们可能不大理解,甚至会惊奇。认为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有工资,尤其是稿费又多,难道还差钱吗?还需要外出带铺盖、补衣服、补袜子吗?但是,毛主席不这么看。他始终坚持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老人家经常向身边人员和警卫战士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光荣传统,生活水平提高了,钱也比过去多了点,但不能忘本,时时刻刻都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

    有一次,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毛主席就针对服务人员用水用电等情况说过:“要节约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

    汪东兴、张耀祠听到工作人员汇报后,立即向大家进行传达,要同志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后来,汪东兴还把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机关的工作计划。

    二、不吃请,不请吃,不收礼。

    公家为毛主席配有厨师。毛主席习惯称他们为大师傅。还说,这是专门配备给他的,孩子们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在中南海经常看到他的孩子们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和普通人一样。

    毛主席离京外出,都带着大师傅,不管是住地方招待所,还是住在专列上,都由大师傅为其做饭吃。没有见过地方领导人请他吃饭,他也不请地方领导人吃饭。偶尔和地方领导人谈工作过了吃饭时间,他会让有关人员告诉大师傅加个菜,一起吃,自己掏腰包,不要公家一分钱。

    大师傅做饭,有时需要买些蔬菜、肉类,则由生活管理员开单子,地方同志买回后,由管理员见发票交费收菜。有几次是管理员让我与地方同志联系办的。

    毛主席不讲究吃喝,不愿意让吃饭占去他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饭菜也颇简单,四菜一汤,经常吃青菜、杂粮,如二米饭、白薯、玉米,辣椒、苦瓜,有时还吃臭豆腐等。他比较爱吃鱼。晚年牙齿不好,吃红烧肉少了,生活管理员会适时作些安排的。

    记得有一次,张耀祠对我说,主席吃猪肉塞牙,想吃吃到嘴里就能化了的猪肉,让我去找供应科的负责人王映昌同志想想办法。我们两人一起到善做肘子肉的西单“天福”熟肉店请教,并买了块肉和店里的师傅一起做,学习他们的技术。走时,他们还送给一点老汤。

    毛主席有时还吃野菜。有一次,专列停到江西向塘支线,战士们采了些马齿苋菜给大师傅,主席高兴地吃了。以后,专列停在支线上,只要季节对,战士们就会给主席采些野菜吃。

    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坐专列离开庐山,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途径石家庄时。专列停在支线上。

    毛主席要找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同志谈话。当时,李雪峰不在石家庄,下乡去了。主席在专列上等他。

    省委王金山秘书长组织几个人,在支线附近搞接待工作。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要我车上车下地跑腿和他们联系。

   省委王秘书长提出,当地生产一种梨叫雪花梨,梨汁多,味道好,很好吃,要送一些给毛主席,也给车上的人员送一些。

    我报告给汪东兴,他说:“告诉他们,毛主席早就讲过,不准接受地方同志送的礼品。”他又说:“你找吴连登(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去看看,尝尝,如合主席口味,就买一点给主席吃。”

    我和吴连登到那里看了看,尝过后,吴说梨的味道不错,可给主席买50斤。他们一听,说:“才50斤呀?太少了。还有汪主任、张副主任和你们哪!”我俩回去向汪、张二位主任报告后,汪东兴说:“就给主席买50斤吧。我和张主任各买20斤,其他人员每人买10斤,按市价付钱。”

    在向他们交买梨钱时,他们说:“没有听说过,送几个梨给主席吃还要你们掏钱。”我说:“不是我们掏钱,是主席自己掏钱,这是主席定的规矩。主席要我们不要接收礼品,买东西一定要给钱,不能沾公家便宜,不能沾老百姓便宜,不要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

    三、不要地方领导接送,不要他们陪,尽量避免扰民。

    毛主席外巡,自1961年后半年,只坐过一次飞机,其余都是坐火车专列。他所到省市,都不要当地领导人去车站接送,离开时也不要他们去车站送行。在有的省市,他下车住招待所,休息好了,就请地方领导到他的住地谈工作。谈完工作就让他们忙他们的工作去,不要陪他。有的省市,他有时下车住,有时则住在车上,把专列停在支线,找地方领导交谈。之所以这么做,说可以减轻地方接待工作的负担,不要给地方领导添麻烦,也能减少对铁路正常运行的干扰。

    很多时候,毛主席会把专列到达省市的时间控制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样既保密、安全,又少了扰民。离开某地时,毛主席会提前告诉负责的随行人员,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避开特快和快车,尽量安排在夜间行动,避免对老百姓乘车和生活的影响。

    记得1974年9月30日晚上,毛主席把张耀祠叫去说:“今天晚上我们去长沙,你抓紧准备,有几个医生让他们明天回原单位,请地方同志帮忙买买车票,送一送。”

    张耀祠回到住所,立即让我告知有关同志做好出发准备,他亲自去给专运列车负责人打电话,了解铁路运行情况,选择最佳开车时间。他找医生谈话,向地方交待任务,结果,于1974年10月1日凌晨离开武汉,当日早上6点多抵达长沙,住在陈家山九所。这一次,毛主席是夜食武昌鱼,晨饮长沙水,“夜行军”两头都避免了扰民。

    四、行动机警,不走回头路,有时有突然性。

    毛主席离京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走京沪线——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杭州;有时走京广线——石家庄、郑州到武汉、长沙,中间以浙赣线连接,到南昌。但若走京沪线出京,必定从京广线回京,反之也一样,不走回头路。

    1965年11月12日,毛主席离京,经天津南下到南京、上海、杭州。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长江游泳以后,经石家庄回京,历时8个月零7天。我记得,这是老人家在外地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间,毛主席在外地多次召开过重要会议,会见过多批次重要外宾。为了安全、保密,毛主席在某地开过会,特别是会见外宾之后,常常要换个地方住。如在杭州开会。毛主席会让负责人坐飞机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到杭州。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主席在上海、杭州至武汉间,往返过多次。因不准记录,具体时间、次数,现在都已记不清了。

    “九?一三”事件前的1971年9月10日傍晚,毛主席乘坐专列到达上海。以往毛主席到上海,都下车住招待所,这次例外住在专列上,列车就停在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为什么?没人说。离专列停车点不远处是机场的一个油库,这本身就很危险,更何况毛主席还住在专列上,这是极不安全的。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非常警觉,除了专列周围的警卫任务全由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中队担任外,还特别在油库布置了两个警卫。

    9月11日上午,毛主席在专列上找地方领导人谈话。找的谁,我当时不清楚。快到12点时,见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火车,车下还有王维国。汪东兴喊他们到锦江饭店吃饭去。当时我想,在南昌时主席就找了许司令,怎么到上海又找他呢?

    汪东兴返回主席车厢后,很快出来,对我说:“小孟,通知王处长(专运处王全堂)马上开车!”

    我说:“马上开不了。”

    汪问:“为什么?”

    我说:“专列到上海站要电话联系,打电话开道岔,还要发动机车,这都需要时间。”

    汪东兴命令似的说:“让他们边打电话,边发动机车,任务紧急,尽快开车,要让主席听到车响,感觉到列车在动。”

     我马上跑步去找王处长,传达了汪东兴的命令。王处长他们立即照办,时间不长,列车就动了起来,尽管慢的像牛车。

    列车在徐徐开动。我在想,通常情况下,主席和人谈话、开会后,会稍事休息一会儿,但今天为何要如此急速离开上海呢?毛主席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预感?联想到主席这次外巡,一路上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不仅和所到省市的领导人谈,而且还和跨省区的领导人谈,这本身就极不寻常。在南昌时,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找来谈话,没过几天,在上海和领导人谈话时又把许司令请来,为什么?一定是情势异常。我们不敢议论,也不敢去问。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搞武装政变,要谋害毛主席。他们阴谋在上海爆炸专列旁的油库,火烧专列;在专列通过硕放桥时,炸毁专列;用火焰喷射器向专列喷火;用高射炮打专列,甚至要王维国在主席接见他时开枪等等,手段极其阴险毒辣。

    毛主席一路上与人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对林彪一伙的反常活动,已有警觉。从思想上、行动上作了防范。因此,在上海与人谈话时,没有召见王维国,而且在送许世友、王洪文下专列后,就当机立断,突然采取行动,火速离开了上海,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计划。

    毛主席乘坐专列,经南京北上。9月12日晨,到达济南,要找杨得志司令员,但杨得志下乡去了,没有在济南,主席没有等他,专列经天津于12日12时许,突然在丰台站停车。我事前不知道要在此停车,而且过去多少次经过此站也未停过车。于是,我迅速下车察看,看见站台上多个熟悉的面孔——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向我打招呼,我这才明白,主席在这里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四位领导开会。

    心里又想,快到北京了,主席为什么不回到中南海找他们,而要在丰台开会呢?事情急到这种程度吗?

    事后得知,毛主席是在紧急情况下,向他们四位交待任务,调兵遣将,为防范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武装政变进行了紧急部署。

    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叛逃了,而且很快就折戟泥沙,摔死在异国他乡的温都尔汗。

外宾送的礼品统统交公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里,主管毛主席安全服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把我叫过去,拿着一块手表对我说:“这是主席用的一块进口老表,时间长了,走的不准,特别是在夜里,主席办公,它却睡觉,这件事交给你,找个技术好的表店修一修。”

    我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表太老了,为何不给主席换块新的呢?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中就有表啊!”

    张耀祠说:“我曾给主席说过,想给他换块新表,可主席就是不同意,说他还是用这块表。”还说,这块表见证着一段历史。1945年8月,他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见他没戴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他。他戴着这块表回到延安,转战西北,指挥三大战役,由西柏坡进了北京,几十年了修过多次,再修修还能用。

    我当即表示,马上就去办。

    毛主席对这块“友谊“表有感情,十分珍惜,一直用到临终。后存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

    张耀祠让我从礼品库里借一块表,给主席临时用,应应急。按规定,我替他写了个借条,请他签了个名,把礼品表交给了他。

    到哪里修表呢?我自己的手表在前门,西单表店都修过。但这次是给毛主席修表,张耀祠同志又明确交代,要找个技术好的表店。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比较乱,我不敢随便去问,于是给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黄作珍同志的秘书师家林打电话,请他们帮忙选择一家表店,但要保密。不多久,他回电话给我,说王府井亨得利表店修得好,已经和表店的负责人说好,你穿着军装去,说是9341部队的老孟就行了。

    我赶到王府井亨得利表店,负责人热情的接待了我,他接过表,叫来一位年岁比较大的师傅,要他负责修理,这位师傅接过手表,看了看,说这是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看来戴的时间可不短了。他说修修看。

    表店负责人给我开了个修表单,让我留下电话,说修好后,打电话给我去取。

    三天后,我接到电话,去亨得利取表。那位师傅说,观察了两个昼夜(表店夜里有值班的师傅),原因是表太老了,发条疲软,走走停停,换了根新发条,可以正常走了。

    我交了修理费,一再向表店负责人和修表师傅表示了感谢。

    取了表,我径直走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中南海游泳池,把表送给常年在那里值班的张耀祠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方便时,就把表送给主席,回头你来取那块礼品表。

    次日,我带着张耀祠同志签字的借条去游泳池,张耀祠说:“主席讲了‘表修好了,把礼品表交回去,外宾送的礼品统统要交公,不能留下一件东西。’”

    主席还说过:“外宾送礼品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的,送给中国人民的。你们若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们嘛。”

    张耀祠告诉我,一定要把礼品保管好,不能丢失,不能损坏,不能搞错。

    礼品是怎么管理的呢?我1961年6月到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工作后,就参与了礼品的接收保管工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遵循,实行双人管理负责制;设有礼品库;对礼品进行详细的登记、编号,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向收礼品的中央领导同志报送礼品报告单,不便保存的礼品及时报告等,有的领导人有时会把某件礼品取回来看看,就由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个借条来取,送回来后再把借条取走或撕毁。收礼的领导人对某件礼品有批示的,按照首长的意见办理。

    那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礼品归中央警卫局管理,范围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礼品,礼品种类较多、杂,有银器、铜器、漆器、陶瓷、雕刻、壁毯、小地毯、刀剑、象牙及其制品、手表、皮革制品、服饰、半导体收音机、书画、烟、水果等,以手工艺品为多。

    多数礼品宜于长期保管,有的则不能保管或不便存放。记得非洲有个国家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礼品是铀矿石,虽然装在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子里,但放在中南海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及时报告了领导,送给了军队的防化部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赠送过一个大榴莲给毛主席,那时我们还不认得这种水果,不像现在知道它是“水果之王”,只闻着它臭,不知道怎么吃。礼品保管单送上几天,也不见回话,只好报告领导说坏了,扔掉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收到过外宾送给毛主席的礼品——芒果,主席分别让送给了“工宣队”,送给身边的大师傅和警卫战士。我所在的办公室,1971年7月13日也有幸得到毛主席送给的一份芒果。当时,张耀祠告诉我:“秘书给主席念了你们的礼品报告单,主席说让他们管礼品的同志也尝尝吧!”

    这在当时,是何等的光荣啊!我们高兴,我们激动。于是,我请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给拍了照,这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外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交给了国家文物局。据说,文物局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过。

    不仅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礼品统统交公了,就连他们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警卫、服务人员因工作关系接收的一点小礼品,也是一律交公。国务院有关部门有过这方面的文件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自觉遵守。

三下四川为毛主席跑烟

    1966年夏,“文革”开始,红卫兵造反,大串联,社会秩序大乱。亲眼目睹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当时我就在天安门上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找我去,说:“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毛主席抽的雪茄烟是四川省什邡县什邡烟厂卷制的,是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向毛主席推荐的,由他们通过送机要文件时带来。现在李井泉同志靠边站了,他夫人萧里管成都烟厂也被打到了,渠道不通了,主席的烟接不上了。你去一趟四川,找成都军区把渠道搞通,把任务交下去,由军区把烟转给我们。具体找什么人办,你到京西宾馆去找杨成武代总长、甘渭汉政委。”

    在主席身边工作也有几年了,主席抽烟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我当然也知道。但他老人家抽什么烟,在哪里生产、通过什么渠道进烟,因有不该问的不问的规定,我不曾问过任何人。此行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认真办好。

    领受任务后,当即到京西宾馆找到了杨代总长和甘政委。因汪东兴主任已经和他们联系过,他们见了我,很顺利的开了个介绍信。甘政委介绍说:“到成都军区找李文清副司令员,他现在主持工作,他也抽什邡烟厂的雪茄烟,可以信赖。杨总长让空军给你安排了飞机,你明天上午去沙河机场登机,我通知军区派人接你。”

    第二天上午,我到沙河机场,乘坐一架伊尔十四飞机直飞成都。到达成都机场,军区黄参谋接我去见李文清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交代黄参谋,这项任务一定要办好,要保密。你配合孟科长(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团干部科副科长),以军区的名义去烟厂了解情况,下达任务。

    当天下午,黄参谋和我先到成都中路人民卷烟厂看了看。1966年初特制雪茄烟卷制组曾迁至成都,以后成都动乱升级,为安全起见,半年后又迁回什邡县烟厂。该厂为李井泉的夫人萧里主管,她是特供烟生产四川方面的负责人。“文革”初,造反派污蔑该烟厂是李井泉的地下工厂,大加批判,这就是起因。我们到达烟厂,厂里很乱,萧里被揪头打倒了,工厂停工了,到处贴着打倒李井泉、萧里的大字报。卷制好的雪茄烟就摆在院子里的桌子上。我看到毛主席抽的那种型号的烟,但那是绝对不能拿的。

    第二天,黄参谋和我到了什邡县烟厂。厂里乱哄哄的,我们找到靠边站的烟厂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了解烟厂情况,问他们有多少人在抽特制雪茄烟。他们说,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党政机关的也有军队的。有贺龙、李井泉等大官,也有比他们小的领导干部。

    造反派头头很傲气的说:“毛主席抽的烟就是我们烟厂卷制的。”

    我问他:“毛主席抽你们的烟?何以见得?”

    他指着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的一张大幅照片说:“你看毛主席手里拿的烟,前面一大截白灰不掉,就证明是我们厂卷的。”

    我明知他说的对,但为了保密,故意打岔说:“那截白色是毛主席用的烟嘴。”

    他们反驳,说我是外行不懂。

    黄参谋问他们特制雪茄烟现在还卷不卷?

    他们说:“现在没有人来买,不卷”

    黄参谋以命令的口气说:“现在就告诉你们,特制雪茄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人抽,军队领导也有些人抽,你们马上恢复生产,要保证质量,保证安全,军区派人来取。”并说明了所需烟的型号。

    他们答应很快就生产。双方确定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从烟厂回来,向李副司令员作了汇报,他说军区由司令部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我说:“北京由我负责联系。只是这次拿不到烟,有点遗憾,希望督促烟厂尽快生产。”

    李副司令说,他还有几条特制雪茄烟,和你要的型号一样,先拿去。我心里一下踏实了,当即表示了感谢。

    我带着那几条烟,回到北京向汪东兴、张耀祠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汪东兴说:“主席抽烟的事,今后就由你负责联系。听说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也抽这种烟,他们有需要找你,你一块办。”

    此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烟,均由我找成都军区确定的联系人别朝天、吕长祥同志联系。他们交军区送机要文件的同志带烟时打电话给我,我找有关同志去取。

    记得主席的卫士周福明同志曾给我说过主席抽烟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通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段供点火,细的一段用嘴吸,当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上了,细的一头却不易点火,也不好抽吸。”我把这两个问题告诉了成都军区的联系人,请他们去和卷烟厂的师傅研究解决办法。

    这种烟不像普通香烟是用烟纸卷烟丝而制成的,他不用烟纸,是用整张烟叶卷制而成的。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内心的叶片搓成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叶片不变,这样吸气来气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切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后的烟,没再说什么,问题解决了。

    周福明还说过,主席曾问过烟的价钱,告诉不要让人家烟厂吃亏。这些我都请军区转告了烟厂。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又是国庆节后,汪东兴和张耀祠要我去四川一趟,汪东兴说:“九?一三”事件,部队里极少数领导人(包括成都军区)也受到牵连,为保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抽烟,我和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商量,由北京烟厂选两位技术工人去什邡烟厂学习卷烟技术,看能不能在北京生产。你带他们去。现在就去找吴德同志。“

    到了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和黄作珍同志向我介绍了北京烟厂军代表孙正兴同志,说两名工人已选好,你们四个人一起去什邡烟厂学习取经,由你带队,把有关烟厂的情况也了解一下。

    黄作珍还说,机票已经买好,明天就走,有什么具体事情可以和他联系。

    我们一行四人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军区就安排我们住进了什邡烟厂,开始学习取经活动。

    特制雪茄烟的地方在厂区一角,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作坊,内有技术员,一男一女两位卷烟师傅,每天都坐在那里聚精会神的卷烟。因是手工卷制,要备料,泡软……每人一天仅能生产20至30支,然后包装、编号、封条。有一个哑巴师傅在小院内晾晒烟叶和卷好的烟支,并兼搞卫生、看大门。我们去的两位工人也是一男一女,跟着老师傅学习。我和孙正兴被厂领导、工人师傅称为“老孟”“老孙”。老孙会抽烟,每天和厂里的人品烟。我不会抽烟,就和厂领导、技术员和工人师傅交谈、聊天,了解与卷烟有关的一些情况。我们东瞧瞧,西看看,晚饭后还和工人一起逛街,在灯光球场看球赛。

    经过几天的了解,看到卷制特制雪茄烟的工艺流程、、技术要求相当高。首先是选好烟叶。他们用的是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生产的两种种植量很少的烟叶,一种是柳烟,味淡而纯,一种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合理搭配,抽起来清凉香醇,较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拿起来就可以再抽,而且烟灰不落。这两种烟叶都施用猪粪、麻将渣等肥饼,要求不能长得太快,要让它充分吸收营养。其次是收购上来的烟叶,不能当年用,必须放置三年,让杂质自然挥发,中间还要进行喷酒、晾晒、防霉等工序。再次是制烟时,烟叶要挑选、浸泡、喷洒甘草流浸膏,加桂皮等香料和一些中草药,上锅蒸。蒸的时间长,味道淡,蒸的时间短,则味道浓。要根据吸烟者的要求,确定蒸的时间,并确定型号。第四是具体卷制,一捆25公斤的一级毛烟,只有100来张外皮入选。为了保证“接火、灰白、香足、味浓”,每片烟叶要剪下尖部一点,点燃品尝,符合要求,味道正的才能用。卷制时,一片烟叶要从中间剪开,分作左右两片,两个师傅一个用右手,一个用左手卷制,烟要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用中药白芨粉制成糊封口。他们讲,用甘草流浸膏、白芨等配合含有止咳祛痰的作用,最后要晾晒、烘干、检查松紧、粗细、测定水分含量等。仅就卷烟技艺这一步,两位北京烟厂的学徒就觉得很难在短期内学会。

    在什邡烟厂住了大约十天时间,我决定带着卷好的十多条烟先期回北京汇报。张耀祠听了汇报后,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派两个人学卷烟解决不了问题,从选烟料、存储、配方、卷制、检测等,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想在北京生产这种烟,必须把技术员和两位师傅一并调来,还要什邡烟厂承担选烟叶、存储烟叶的任务,定时定量运来北京,在北京烟厂建立一个卷制的小作坊,当然还要组建一个精干的小班子来负责管理。

    张耀祠说,你的建议可以考虑,向东兴同志报告后再议。

    1971年11月,汪东兴、张耀祠二位领导要我第三次下四川。汪东兴说:“耀祠同志向我说了你在什邡烟厂了解的情况,我和市委吴德同志商量,把什邡烟厂的两位师傅和技术员都掉到北京来,组建一个小班子,找个合适的地方,由什邡烟厂提供烟料,在北京卷制。现在北京方面已经在积极准备。你到成都军区找张国华政委报告情况,等北京准备好了就把人调过来,但对烟厂先不急于说调人的事。”

    还告诉:“你在那里住几天,要再带一些烟回来。”

    我知道,从调人、运烟到北京,从生产到出烟,还需要一段时间,带一些烟回来是为了备用。

    到成都后,张国华政委的秘书张坚同志从机场接我直接去见张国华政委。见面后,我说明来意,报告了情况,张国华政委惊讶的说:“毛主席抽什邡烟厂的雪茄烟,我还真不知道,司令部没人告诉过我,这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下午咱们一块去什邡,我要亲自去看看。”

    下午,张政委带我们到了什邡县,找县委书记和烟厂领导了解情况,再三强调要认真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他。

    从四川回来,我向张耀祠汇报了情况,他交代我和北京市委有关同志联系了解他们准备情况,并说今后这项工作仍由你负责联系,至于要烟、取烟、交费等具体事,可由吴连登(主席的生活管理员)来办。

    还嘱咐我,要经常到卷烟厂,看看四川的几位师傅,看他们生产有什么问题没有。

“132”小组

    我从北京市委黄作珍副书记的秘书师家林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房子已经找好了,正在突击整修;班子也已组成,从市公安局选调了两个干部负责,一个叫危德纯,一个叫柏宝仁。危德纯我认识,他曾在中央警卫团保卫周总理的干部三中队工作多年,“文革”初期临时到市公安局工作。

    当天,和危德纯联系以后,就一起去看他们选的卷烟点——南长街口内80号。

     这所房子是市委领导找有关部门挑选的,是前后连在一起的两个四合院,后院做生产区,前院做生活区。为了保密,不挂牌子,对外称“360信箱”(通讯地址)。临街大门不开,走南侧胡同小门。对内称“132”特制卷烟小组。

    为什么叫“132”小组,原因是在什邡烟厂时,主席抽的烟被编为2号,其他领导同志抽的烟被编为13号,现在把两个号联在一起就定为“132”了。市里开会时,说这样叫好。小组的人不多,不能叫烟厂,也不便叫车间。“132”小组隶属于北京烟厂,业务、财务、人事和生活服务等工作,归他们管。有关特制烟的事,可以直接请示市委。“132”小组还制订了多项规章制度。

    11月下旬,什邡烟厂的范国荣、姜跃秀两位卷烟师傅和黄炳福(后调换为刘宗贵)技术员调来北京,住在南长街80号。1972年春,烟厂把他们的家属子女也迁来北京落了户,

    制烟师傅从四川调来了,又从北京烟厂等处选了几个学徒。几天后,从什邡县运来了烟料,添置了设备,一切准备妥当后,便按照制雪茄烟的流程、要求,开始了紧张的试制工作。

    生产出第一批雪茄烟后,“132”小组进行了集体品尝,并与什邡烟厂原有烟支进行对比,看有无差距,差距在哪里,同时送北京市委领导来品尝,知道认为满意了,才于1971年12月下旬送给毛主席抽。

    大约在1972年春,有一天吴连登送去毛主席几个抽了半截的烟头,说:“这些烟头,为什么毛主席抽了半截就不抽了,请制烟师傅研究一下。”

    几位师傅把几个半截烟头捻碎,卷起来再抽,都发现烟温高,口感热,手感也热。经分析研究,又用仪器测试,认为原因是烟的含水量高。在什邡生产时,控制的水分是13%,送来北京,天气干燥,水分降到11%,比较好抽,而现在在北京生产,仍采用13%的水分比例,卷好就抽,含水量降不下来,吸时就会有烫嘴的感觉。最后决定为适应北京的气候,把水分控制在11%左右。结果,按此比例控制水分卷制的雪茄烟,送毛主席再抽时,剩下的烟屁股就很小了。

    到1975年末,毛主席因病戒严了。张耀祠副主任交待我告诉北京市委有关领导,毛主席戒烟了,不要再为主席卷烟,对他们几年来热心为主席服务表示感谢。我打电话给师家林,请他报告吴德同志和黄作珍同志。同时,我专门到南长街80号卷烟点,看望了几位师傅。

    几天后,危德纯说主席不抽烟了,但抽这种特制雪茄烟的领导还有一些,市委决定继续办下去。

    他还说,北京曾经试种过这种烟叶,用的是四川烟叶,但没有成功。随着抽烟人数的增多,还加大了从什邡的调烟量。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我请”132“小组的同志去向主席遗体告别。1981年7月中南海部分地区开放,又请他们到中南海参观了毛主席故居。

    后来,危德纯告诉我,这个卷烟点与1984年撤销了,工作人员都已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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